筆者看過電影《Kano》後，滿心不安。如果電影作為某種社會以外的曲線框架之說明，那麼台灣人到底為何對日本人有著如斯情結。難道哈日不僅僅是一種流行現象，而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台灣的故事跟香港相若，或者較之香港更讓人感傷。台灣從荷據時期到清政府時期，以至日據時期，以及其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逾二百年來政權更迭之不斷，至二戰後至今逾六十多年，社會始見安定。正如吳濁流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所描述，這是人間悲劇。台灣人在近世二百年來到底如何，以及經歷了甚麼樣的人間悲劇？
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從日本人角度說明台灣的故事，他同情台灣之不幸，曲筆質疑來自中國之統治者。但司馬在該書中有關台灣歷史一節，僅僅質疑鄭氏在台灣的建設，其以軍事為主軸，忽視社會民生建設；但他亦沒有清晰地說明劉銘傳作為台灣巡撫的意義，其主要論述在在說明清政府沒有把台灣視之為治內屬地 。
至於日軍殖民台灣期間，先後發生無數的抗爭運動，每次死傷動輒數百起，重要事件如簡大獅、林火旺等抗日事件、雲林大屠殺、黃國鎮阮振事件、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庫事件、苗栗事件、羅福星事件、張火爐事件、南投事件、關帝廟事件、東勢角事件、羅臭頭六甲事件。雲林大屠殺的死傷人數，據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指出，近6000人被日軍殺害 ；另據雲林支廳主記今村平藏的日誌《雲煙瘴雨日誌》記載一萬餘人，另見資料報稱三萬人。另外，原住民抗日事件更是數不勝數。同時日軍對付原住民多以夷制夷手法，造成更多猜忌和衝突。
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亦對台灣使用過大大小小的暴力手段，以統治之，其中包括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最終造成數千至數萬人死亡。但中土跟台灣之間的闗係是否跟荷日有著不同的意義或歷史向度。台灣面對不同的外人，總有其憎恨一面，也有其深情的一面。若從某種國族考量，明朝以前之往來不說，僅針對明朝後期而言，台灣有所謂先住民，其實過去歷史中，特別是明朝時期，當時不少漢人到了台灣，但礙於明朝海禁政策，他們回不了中土，只有留在台灣，他們與台灣的原住民先見之諸於衝突，但經歷數百年接觸後，融合協調亦見諸之歷史。當時到台漢人以男性為多數，他們多與先住民通婚，這些原住民跟漢人的姻親關係已走過悠悠數百年。無論凱達格蘭（Ketagalan）、雷朗族（Luilan）、道卡斯（Taokas）、巴布拉（Papura）族、巴則海族（Pazeh）、巴布薩族（Bapuza）、和安雅族(Hoanya）、西拉雅族（Siraya）、馬卡道（Makalao）、社熟番（Taivoan）、噶瑪蘭族（Kavalan），原住民和漢人之分如何說起。自己也主觀地相信，這是地緣多於國族問題。但是手刄者永遠是錯誤的角度。
其相比之荷據和日據時期，其殖民不到百年之歷史，台灣人對他們，甚至對日本之情意結卻如斯深刻。電影《Kano》中的有關八田與一建設集水池和灌溉水道的情節，似乎說明日軍政府如何經營有道，如何有益於民生。難道沈葆禎和劉銘傳全無建樹？縱使劉銘傳的暴力手段同受質疑，但劉銘傳作為台灣巡撫，也不能說作全無建樹；至少台灣首條鐵路也出自其手，縱貫從基隆至新竹兩地；又開通西部至東部山地區；又見北至宜蘭頭圍間道路。他於1886年先後設立「電報總局」和「商務局」，購船拓船運，發展台灣貿易；鋪設電報，由基隆經滬尾到福州間。其於1888年設立台北郵政總局。又於1887年在台北市裝設街道路燈。創立番學堂，推行教育，然其成效略嫌失色，至日軍殖民前十年始全面推行。上述東西對於台灣而言，乃由零開始，是質的變化，也是基本創始建設，相比集水池和灌溉水道，又可相提並論，日軍之所謂建設乃在劉銘傳之基礎上有所營造。
《Kano》作為一部電影，其主題乃說明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勝負輸贏，特別是輸家，並不是比賽的真正意義，自己十分認同；同時又說明我們不可輕視弱者，他們往往讓人意想不到，自己也十分認同。正如電影作者設定主角吳明捷之別名為亞基拉，這是明之日文發音。亞基拉也是大友克洋筆下的角色，大友克洋作品往往關注弱者，大友克洋筆下的弱者卻才是至勝之道。如是，亞基拉似乎隱藏著兩種不同的意義，縱使自己不能確定為何《Kano》中之亞基拉和《亞基拉》中之亞基拉偶然連上，或許只是巧合，但卻意外地隱喻說明著台灣土地上的弱者，以及日本人眼中的弱者。
Kano進軍甲子園，那年是1931。日軍於1931年9月18日發動九一八事變，這是日軍全面進攻的前哨戰，這是策取北平及華北地區之準備。六年之後，七七事變發生，日軍全面展開侵華軍事行動。其時，Kano正在進軍甲子園。自己沒法聯想到他們在這時打野球，還以進軍日本甲子園為半生奮鬥目標。自己作為中土之中國人實在無法聯想Kano之「合理性」。
Kano源自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省政府主要在基隆和高雄鎮壓民眾，台灣各地反攻行動均自發且無組織，但唯獨嘉義地區極具組織性，到底是偶然，還是別有意義。
1931、嘉義、Kano、甲子園、亞基拉，這些元素發生在不同的年代，但卻融合於2013年，難道這就是當下台灣人對過去的新史觀。或許，這也就是嘉義人的世界觀，因為他們真正需要者是灌溉，因此滿足於八田與一的集水系統，看不到劉銘傳的全台建造之意義，也看不到世界的變局。但是，嘉義水道開通，嘉義農民看到小船行走於水道之上，心存感動之餘，也大開眼界；Kano同樣乘著巨輪走過東海至日本，看到無際海洋，縱使輸在球場之上，但重拾人生意義，應該滿載而歸，結果自然是甲子園。又或許，對於他們而言，清政府、日本軍政府、國民政府，其實都是侵略者而沒有兩樣。忽然想起電影《地下情》中一段對白：「我們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但仍然在聽日本歌。」
Kano 不理解也想不透的世界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