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乃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風潮影響，由左派工人的示威及罷工開始，直至後來有「反英」的工人被打傷，以及北京的鼓動下，終演變成一系列兇殺及炸彈襲擊事件，左派人士並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從1967年5月6日開始，至同年12月結束，超過1900人被檢控，包括後來擔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有52人死亡，7個平民被炸死，包括時任商台主持林彬被活活燒死。

事件經常被視為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殖民地政府除了對於左派人士加強監控，讓地下黨整個情報系統幾近遭到拖垮，也成為殖民地政府搞好香港民生事務及落實法治治港的重要動力之一。

至於整體社會方面，「左仔」，也成為一個負面標籤，影響至回歸之後。

「六七暴動」後來被已故國務院港澳副辦主任李後批為「三次左禍」之一，被視為是北京中央的定性，至回歸後卻拒絕正面面對，引起一批當年熱血上街散發「反英抗暴」傳單或左派學校被捕入獄的「少年罪犯」（YP，Young Prisoner）的不滿，這批少年罪犯當年被殖民地政府拘捕甚至施以酷刑，出獄後各有際遇，但普遍成為社會邊緣人士，自己找不到工作，只能留在北京駐港機構等組織，子女也不得加入公務員系統。他們早已醒覺到當年是受到煽動才會加入「六七暴動」，一直希望事件獲得平反。

這批「少年罪犯」踏入2010年之後，在石中英（楊宇杰化名）等人的領導下，組織了「六七動力研究社」，成員大部分年紀都已到耳順之年，但仍戮力重組事件真相，也主動與當年對壘包括曾射殺左派人士的警員和解，並透過錄製各項電影、贊助出版書籍及舉辦相關的藝術活動，將當時的大時代背景以及事件詳情公諸港人，也期望透過改名為「六七事件」，讓事件中性化。他們正準備在2017年即事件50週年，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和平的方式呈現六七。

「六七動力」持續透過媒體發放和消息。然而隨著2014年雨傘運動前夕，社會撕裂，這個與中聯辦和在「六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聯會關係良好的組織，起了本質上的變化。但「六七」對香港政局影響深遽，媒體人羅恩惠在2017年初，推出籌錄歷時４載以事件為主題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反而成了「六七」50週年的主軸。

羅訪問了當時的左派領導及他們的後人、炸彈隊成員、工會領袖和愛國學生等親身參與者，更有前警務人員、新聞處官員、記者、以及多位目擊者親述經歷，其中最特別的，是取得當時負責指揮左派在港地下活動及統戰的「港澳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織長吳荻舟，是年4月底至8月被打進牛棚前所撰寫的筆記，對周恩來以及中南海當時的權鬥，如何延伸至香港，提供了極重要及獨家的資料。

「六七」期間兼任《新晚報》總編輯擔任宣傳領頭工作並與兒子到處放「假菠蘿」的羅孚，1982年被北京誘拐赴京以莫須有之名被軟禁於北京十年，他1993自京返港後隨即撰文就當年受暴動影響的市民公開道歉，是首名公開首歉的左派人士。

他在是年3月15日在香港《當代》雜誌撰文道：「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欺騙作用的…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門，我向你們致歉！…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程翔2017年2月18日在《消失的檔案》進行巡迴放映時，更特別引述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講話：「中國最要警剔的，是防左。」與文革息息相關關的「六七」既被列為香港回歸前三次左禍之最，內地公共網絡卻正興起一個新詞：「亞文革」，大陸知識界似乎正面對這種「左禍」回潮的憂慮，對於既已回歸20年香港，是否會或正受到影響，正是程翔等在港曾有親身經歷的知識界人士所憂心忡忡的。

延伸閱讀：六七動力研究社

                   　消失的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