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自1942年建交，戰後梵蒂岡將駐華大使館設於南京。1949中國政權逆轉，教廷繼續留守。但當1951年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政權逐漸穩定，驅逐教會，梵蒂岡也只得放棄當時在大陸已發展接近400年、教徒約有300萬的大陸教區，隨著全球的冷戰格局，將大使館遷往台北。台北與香港和澳門的天主教會，從始成為梵帝岡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橋樑教會。
屬於耶穌會的教宗方濟各2013年3月上任，與時任國家主席接班僅隔一天，彷彿將為中梵關係帶來新契機。耶穌會自16世紀創會以來，已積極面向中國，作為修會創始人之一的沙勿略‧方濟各（St. Francis Xavier），便一心想進中國卻壯志未酬，1552年病逝於廣東外海的上川島，到這位被喻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過世那年出生的利瑪竇，30年後即1583年明萬曆年間，同樣矢志將福音灑向中國大地，終於有志者事竟成，成為首位成功進入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
耶穌會士與中國的緣份
這正是耶穌會會士的特色，抱持謙卑的信念，卻帶著強烈傳播福音的使命感，方濟各，同樣視提升與中國關係為重要任務。他是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教宗，作風平易近人被譽為「窮人的教宗」，他破除教廷千年來的繁文縟節，樸素謙卑，教會內都看到他積極改革積弊多時的教會醜聞，至於習近平上任後也以反腐為旗幟，收束權力於一身，卻接受宗教，他1982至85年在河北正定縣歷練時開始讀佛經，夫人彭麗媛是藏傳佛教徒，母親同樣信佛，父親習仲勛也有善待班禪及達賴的紀錄。
回顧方濟各就任後給隔日正式接班的習近平發出賀文，習也給了善意覆函，且教廷也委任曾與越南共產政權在主教委任問題上取得成果的帕洛林（Pietro Parolin）為國務卿，預示在繼續進行的中梵磋商，會採取更務實的路線，使方濟各下的中梵關係，更受矚目。
特別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在2016年初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北京自2008年與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建立「外交休兵」的默契，因同年被指拒絕接受「一中」原則的民進黨政府在大選中勝出，「外交休兵」的默契戛然而止，中梵建交的傳言，隨即頻頻出現。
中梵關係踏入2016年隱現破冰迹象
到是年8月，更出現雙方「破冰」重要訊號。當時梵蒂岡與中國修好的姿態由於擺得極溫和，甚至被指為「叩頭外交」，而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等，也大聲疾呼指梵帝岡不宜與無神論的中共政權建交，但時任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8月初在《公教報》一篇題為《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的萬言文章中，透露訊息：中共已願意就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問題與聖座（教宗）達成諒解，共同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湯漢並強調雙方同意磋商有一定原則。「一方面既不損害天主教的合一本質與羅馬聖座主教任命權，另一方面也不讓教宗的任命權被視為對中國的干預。」
正如上述，中梵之間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兩年1951年即斷絕往來，但兩國其實自1980年代已恢復接觸。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一些神職人員以反抗殖民主義為名，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後來被中共挪用，建制一套獨立於梵蒂岡的中國獨立教會系統，以「一會一團」，即「中國主教教愛國會」與「中國主教團」來控制天主教，並直接隸屬國家宗教局管理，挑戰梵蒂岡的聖統制。
直至1980年代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採取控制而非消滅的策略。教廷方面，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則來自波蘭，對共產極權國家的體驗比較深刻，對於大陸的地下教會採取比較靈活的態度，讓他們「先祝聖、後呈報」，同時對於愛國教會認可的地上教會的諸多非法祝聖主教也較寬容，以延續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這種背景下，雙方1987年開始積極恢復談判。到1999年左右，甚至有傳聞雙方準備建交，教廷時任國務卿蘇達諾主教甚至公開表示，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的駐華大使館當天就可以從台北遷到北京。
若望保祿二世嘗試敲開大陸大門的努力，在外界看來，已到了臨門一腳的階段。唯北京在2000年初雙方談判極為順利之際，突然單方面祝聖主教，並且強迫合法主教（梵蒂岡承認）參加祝聖儀式，讓教廷極為不滿，到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日，教廷則為120名中國殉道者封聖，倒過來觸怒北京，中梵關係降至冰點，再度交惡。
若望保祿二世實際上一直被暗指與「蘇東坡」即1989年波蘭共黨垮台起至兩年後蘇聯解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加上2005年接任的本篤十六世作為德國人，本身就非常重視天主教會法典落實在中國的使命，他2007了發表長達50餘頁的《致中國教會信函》，更要求地上地下教會的「共融」，成為北京眼中的基本教義派，兩位教宗都難以取得北京的信任。
中梵就任命主教達成協議不代表必定馬上建交
從教宗方濟開始，卻完全改變了作風。他了解到傳教士在中國人的眼中，經常是跟著列強侵華的後進者，帶著濃厚的侵略味道，因此必須以比較誠懇的態度，方能取得北京的互信。加上雙方各有所求，彼此心結逐漸破冰，全球包括天主教的專家學者，都認為中梵建交，是大勢所趨，只差時機。不過到2016年底，建交時機，並未必馬上成熟。
- 梵蒂岡與越南就著主教任命問題早在世紀初已達成協議，被視為「越南模式」，但兩國至2016年仍未正式建交。同樣當本身為天主教聖墓騎士的台灣副總統陳健仁2016年9月訪問教廷，詢問及中梵之間的關係時，陳健仁引述國務卿帕洛林指，中梵之間談的是主教任命的問題，他並沒有指建交問題。而且一般認為中梵建交最大障礙只在主教任命權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的權限，但教廷所考慮的，還包括大陸信友的信仰生活及與地方教會間的關係。
- 梵蒂岡內部其實還有非常多反對與中共建交的聲浪。由於主教任命的「越南模式」是教廷提名，執政者圈選，而傳出的對華模式，則是相反，即由政權提名，教廷圈選，像香港樞基陳日君便一度強烈表示，若梵蒂岡以這種方式與中國達成協議，將是「背叛耶穌」，這句說之重量，儼如拿起刀駕在自己的勃子上。
- 中共與梵蒂岡建交，會考慮到台灣問題。畢竟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也是相較其他中南美及非洲小國唯一具有道德象徵及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北京評估一旦中梵建交，必會將台灣社會的民心推得更遠，因此必須針對台海關係的變化，來決定何時讓教廷與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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