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照事件中，出現了一個社會運動中並不罕見的現象，但由於這次事件涉及電視台的牌照，使此現象更加突顯。此現象即是運動爆發起因的相關人士，和後來參加運動的社運人士，對運動最終目的期待不一，雙方甚至出現矛盾。
簡單來說，當香港電視老闆王維基強調自己「不會做大家期望的角色（示威領導者）」，並要求駐守政府總部的同事「快回家」，以及當港視員工最大的訴求只是「發牌俾（給）港視」的時候，同樣參與上周日包圍政總示威的社運人士，提出的卻是要求政府「開放大氣電波」、 「改革行政會議保密制」。很 明顯，兩者訴求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關注的是一些飯碗生計的問題，後者關注的是制度改革，並希望透過這個制度改革，達致公平公義的社會。兩者的爭取各異，由於立場和人生經驗不同，當中沒有誰對誰錯。但在這件事上，最錯的，是有人用了「騎劫」兩個字，以及在事後不斷抹黑社運人士，不僅出言侮辱，更公開號召暴力對付左翼人士陳景輝，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將更撕裂社會。
示威當晚，「右翼」人士便批評社運人不應將集會提升至政策制度改革的層次，這是「騎劫」了港視員工，因為員工一心只想「發牌」，而不是要改變政策。然而，右翼人士這種分析是狹獈的。誰不知道，港視員工的生計飯碗最是重要，但這次港視發牌之所以出了問題，打破了員工飯碗，正正是不透明和封閉的制度所造成的。因此，社運人士要求制度改革，是處理長遠問題。
非常遺憾，右翼這次將事件無限上綱，更以員工利益作為盾牌，去攻擊左翼，甚至抹黑和使用語言暴力，實在過火了。
《香港評說》 謝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