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鳳生155002
《龍血樹》是《霸王別姬》的導演──陳凱歌的自傳，回憶了處於文革期間的年少時光。他用「天國」來形容那個風雨年代，即融「軍事、政治、文化、生產為一體」的天國。什麼叫融為一體？即在天國中，跨越行業踩低行家的暴行，會受尊崇、受模仿。任何人的自我肯定都需要否定他人，任何人都有權利打著批判的口號，隨意剝奪他人的財產、生命。空泛的字眼，若還原至大時代下的小人物身上，又太過沉重。
處在天國下的少年凱歌，為了融入社會，融入衛兵群體，開始在暴行中躍躍欲試，逐漸捨棄了自己的道德。張揚跋扈的他，騎著單車跟隨大隊四處抄家。為了證明自己對集體的忠誠，他首先證明自己與「叛徒」國民黨父親的對立──在眾目睽睽之下辱罵并推倒自己的父親。這時，只是稍稍地聯想到父親，便哽咽得難以自持，因為根本不懂長大后該如何面對自己。成年後的他回憶時，多希望當時能視之為戲。人生如戲，造化弄人，少年如此向羣體表忠心，羣體卻輕易地背棄了少年。當突如其來的紅衛兵將他臥病在床的母親迫至面壁數小時，瘋狂打砸後焚毀他父親畢生的珍藏時，少年凱歌沒有拼死的反抗，甚至沒有憤怒。他看著熊熊燃起的火舌吞噬那些來之不易的書籍，心中空白得就像他身後的那道牆，唯有蝸牛在上面爬過后留下的深深淺淺的痕跡。那些痕跡就是恐懼，恐懼被人羣遺棄。可悲嗎？他只是個縮影，是時代磁鐵上的一粒鐵砂罷了。
「鐵砂本身越來越不重要，只有與磁鐵聯繫在一起，鐵砂才有質量。留在磁鐵上，成為唯一的願望；從磁鐵上跌落，成了唯一的恐懼。所以，無論磁鐵向任何方向搖擺，鐵砂都隨之起舞。──在物質叫鐵砂，在人類叫羣氓。」磁鐵總是用自己壓倒性的力量，輕而易舉地掌握鐵砂的命運與方向。記得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描述過抗日戰爭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起青年從軍之「莊嚴」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這號召利用的是青年精忠報國的愛國救亡熱情，以改變大眾對於兵役之恐懼，充實國軍之戰力。知識青年大多沒有受過正規訓練，上戰場的結果可想而知。磁鐵如此操縱鐵砂的命運，鐵砂怎麼不反抗呢？龍應台可能會這樣回答：「戰爭的泥石流蓄勢待發，但是，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崩騰的方向呢？」。一將功成萬骨枯，一粒鐵砂而已，微不足道。
在我看來，磁鐵並不只是一個政權， 也不是只發生在一個國家，更不屬於過去式。它有可能是場運動，可能是意識形態，也可能是你我身邊正在發生的小事。電影《惡魔教室》是改編自1976年在美國加州一所學校模擬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實驗。電影中，實驗前的課堂上，學生們一致認為納粹主義不可能在現代社會重演。抱著參與的心態，學生們需統一服裝，標誌及象徵手勢，並對老師尊重與服從。隨著時間推移，陷入權力給予巨大快感的文格爾老師及狂熱學生開始無法自拔。當文格爾發現事態脫軌，將學生召集起來欲解散實驗時，狂熱分子因無法接受幻滅而吞槍自殺。他的死讓沉迷實驗的眾人終於清醒，也讓屏幕外的我清醒。觀看電影時，我曾對不肯起立問安，不做手勢，不穿團體服裝的學生抱以責備之心，在他們寡不敵眾內心或身體受傷時，甚至有了報復的快感。電影結束後，我感到羞愧和不安，在無形中我竟成了其中的一份子。磁鐵也好，鐵砂也罷，一切的形成竟是如此容易，且近在身旁。
並不是一味否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因為那或許是思考後的選擇。我所失望的，是不經思考的盲目跟從。要做到「眾人即醉我獨醒」，從來不是易事，但傳媒人身上本來就多一份為社會還原真相的責任。出於對淪為鐵砂的恐懼，出於對社會的責任，我想問是否該要求自己多做點什麼。我想，我應該。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便有句頒獎詞「她的複調書寫，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一座紀念碑。」（For her polyphonic writings, a monument to suffering and courage in our time）於我，應銘記自己的使命，為擺脫鐵砂的命運而不斷地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