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56條有一項莫名其妙的規定，就是｢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其莫名其妙之處在於：《基本法》只規定要記錄在案，卻沒有規定這些記錄用來做什麼。送呈中央審查？讓香港市民查閱？給立法會備案？讓法院作證據？還是保密若干年後公開／銷毀？假如只需記錄在案，卻不設任何｢處置｣機制，甚或永遠不需公開，那麼這個｢記錄在案｣的規定根本就形同虛設，記不記錄都沒有分別了。97至今，也極少人關心這些記錄到底藏在哪裡？有沒有人看過？誰看過了？看過的人是否有法定權力可看？
香港電視被逐出免費電視市場，行政會議的角色十分曖昧。盛傳行會中多數成員支持發牌給香港電視，只有少數｢梁粉｣成員持異議。假如梁振英在這決策上沒有採納行會多數成員的意見，那麼他的具體理由一定已記錄在案，除非他違反《基本法》。
在港英年代，港督若不同意行政局多數議員的決定，也需要記錄理由並送交英國外交部備案，換句話說，港督｢一意孤行｣的決策，是要受其｢頂頭上司｣監督的。《基本法》這個｢記錄在案｣的規定，理應承襲自這｢監督｣的傳統，然而在｢一國兩制｣下，行會不應當將香港內部事務的決策記錄送呈北京，倘使這份記錄又不讓香港市民查閱，沒有｢去處｣，其監督特首的作用便會完全消失。
行會一句｢集體保密制｣，就可以將所有決策過程塞進一籃子黑箱中。如果行會的｢記錄在案｣有公開機制，那怕只告訴市民什麼決策曾記錄在案，至少可讓公眾知道特首在某個決策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香港評說》 馬偉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