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路過中環長江中心，李嘉誠旗下長實集團的總部，聽到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子道：李嘉誠今日如此大富大貴，當年我也曾幫他一把。
我問男子：「阿叔，你算老幾﹖當年幫過李超人甚麼？」
男子一臉自豪道：「幫他穿膠花。」
阿叔之言，一半是說笑，但有一半是實情。六十年代塑膠花業興旺，令從事塑料生意的李超人賺取第一大桶金，為他日後變成超級富豪鋪就了黃金大道。
六十年代，歐美從二戰的廢墟中復甦，經濟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後，開始講求情趣品味，令可以裝飾家居、艷麗耐用的塑膠人造花風行起來。香港商人憑著靈敏觸覺，判斷塑膠人造花是個十分龐大的市場，紛紛在港開設相關的產業鏈。更走運的是，六十年代剛好有大批從中國大陸湧至的新移民，為這個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行業提供了廉價勞工，令其生產成本比起其它地區低，致使出口的競爭力擁有絕對優勢。
香港的塑膠人造花質優價廉、交貨期準，結果全世界的訂單都一下子湧到香港來。一九六零年，香港的人造花廠只有五百多家，到了一九七二年便劇增至三千三百多家。從事塑膠花的人竟佔當時人口一成三，更驚人的是，香港竟獨佔了世界塑膠花業約百分之八十份額。 六、七十年代，你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只要看到有塑膠花，幾乎都是香港製造的，難怪香港除被譽為「東方之珠」之外，更一度被冠以「塑膠花王國」的美名。
自己做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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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花雖然不能吃，但它養活了數以十萬計的家庭。同時，被塑膠花養得更肥的，是長期佔據全球華人首富的李嘉誠先生。李先生製造塑膠花所需的塑料，是當時新興的物料，具備輕便、耐用、可塑性強、製作簡單、造價便宜的特性。在六、七十年代，可謂是一個塑料世界，家居中大部分家庭用品，差不多都是用塑料製造，加上塑膠花的流行，塑料的需求甚巨。六十年代是塑膠花業高峰期，全港有三千多家塑膠花廠，但供應原材料的卻只有十來二十家，在市場上更具壟斷性和操控性。李先生獨具慧眼，當看到經營上游的原材料比下游的膠花生產更有經濟效益。他的「長江塑料廠」便「食正」塑膠花熱潮，雪花花的鈔票也有如滾滾長江水，滾進李先生的口袋裡。不知是不是塑料廠的經驗，形成了李超人日後的營商哲學：做塑料比做塑膠花好，做建築比做裝修好，做碼頭比做運輸好，做網絡比做零售好。
長久以來，「勤奮拼搏，靈活善變」，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這份精神在六、七十年代的穿膠花熱潮中最能充分體現出來。
六一、六二年期間，中國大陸發生大飢荒。靠近香港的東莞、惠陽、潮州等地災民大批大批偷渡來港，如何解決忽然增加的人口的就業，成為當時政府最頭痛的社會問題。豈料塑膠花業的蓬勃，頓成就業的消化劑，完全將多出來的人力消化掉。
穿膠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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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花大部分生產工序要由人手完成，但過程並不需要很專業的技巧，亦毋須機器設備。聰明的廠家便想到外判工序這化整為零的妙計，將純靠人手穿製的工序判出去。誰人想做，便可以到工廠拿取組件，然後回家裝嵌，完成後再送回工廠，按件發酬，多勞多得。廠方毋須支付員工福利，又不須花錢擴建工場。有興趣賺錢者，開一個帳戶，便立刻將自己的家變成山寨工場，自己當家做「老闆」。政府樂見其成，一枝膠花，化解了一場就業危機，更為香港八十年代經濟騰飛奠定扎實基礎。
適逢其會，穿膠花的日子成為我童年很重要的部分。那時，父母雖然都外出打工，但薪金實在太微薄，為了幫補家計，我們家也像其他家庭一樣，加入了穿膠花大軍。事隔幾十年，至今我仍然清楚記得整個運作流程：每個星期六下午，我會拖著一輛木頭車，到家附近的膠花廠排隊領取組件。每枝膠花大約由十來個組件構成，包括花瓣、花蕊、花葉、花托、花枝等。每次約取得十籮的數量，每「籮」等於一百四十四枝花。
將組件拿回家後，便可以隨時動工。動工時間不定，吃完飯後、做完功課後、周日假期都可以；員工人數也不定，兄弟姐妹、父親母親，甚至來串門的鄰居朋友，只要一有空坐下，都可以是這小小山寨廠的工友。
樂也在其中
穿製一支膠花，最辛苦是拔花瓣。花瓣由一片塑料「啤」出來，每片塑料有十多塊小花瓣。第一個工序就是將所有花瓣拔出，通常一枝膠花由六七層花瓣組成，一籮膠花就是過千花瓣。若要做十籮，便要拔上一萬塊花瓣。所以單是拔花瓣，就經常拔得手指破損流血。
第二個程序比較好玩，就是將花瓣由大到小逐層逐層合成。最後一層是花蕊，然後再加上一個承托花枝的花托，一朵鮮艷塑膠花便成形了。
第三個程序是包裝。將花插在花枝上，然後再插幾片花葉，貼上招紙，一打一捆，用橡筋紮好，那便大功告成，可以送回工廠。成品經工廠工頭驗收後，在一張外發卡上登記數量，每半個月結帳支付工酬。工酬按製作的難度而有所不同，從五元到十多元一「籮」不等。我每期糧大概可以拿到一百多元。這筆血汗工錢，除留起幾元買魚蛋汽水，全數都要上繳父母，作為餸菜錢。
穿膠花苦不苦？現在回想，苦的感覺並不太多，反而樂在其中的味道更濃。可能那個年代，我們很少玩具遊戲，小孩子穿膠花，便當作是大玩具。當遇到八號風球的打風日子，我們不用上課，父母不用上班，全家人便可共聚一起，齊齊穿膠花。平時做功課，父母不准聽收音機，但穿膠花時卻可例外。母親還會特意煲一鍋糖水，慰勞辛勤的「工友」。
悲傷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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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為了增加情趣，就互相比賽，誰穿得快，誰就是穿膠花之王。糧期當天，父親會「識做」，多斬半斤叉燒，或是買我們兄弟姊妹最愛吃的芒果。風聲雨聲中穿膠花，是我印象中最溫馨甜蜜的親子時光。
我的穿膠花經歷也是當年許多香港家庭的寫照。特首梁振英在他的一篇回憶錄當中，也提及他母親穿膠花幫補生計的情景，「一袋袋的膠花從工廠中搬出搬入，全家總動員通宵趕工穿膠花，廳中床邊堆滿膠花⋯⋯」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中香港常見的景象。或許外判膠花的成功，促使香港出現更多的外判工種，如穿珠片、剪線頭、裝嵌玩具、掃貼金銀衣紙、製作錶帶、燒焊鐵車模型等。
有的家庭將兼職外判變成全職，甚至將家居一半作為「廠房」。生意太多的，還自聘工人，判上判。「山寨廠」就在這樣的土壤下遍地開花。
塑膠花成就了香港無數的傳奇神話，也為香港人帶來一段悲傷歷史。一九六七年五月，新蒲崗一家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資方剝削，停工抗議。港英政府派警察高度介入，鎮壓工友，多人受傷及被捕，香港左派和港英展開了暴力的抗爭運動。這場政治風暴雖然對社會造成傷害，卻同時令港英政府改變高壓統治的方式，推行一連串改良了的懷柔政策，使整體社會步向相對和諧的時代。
《我愛6 0年代》／黎文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