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法國哲學家傳柯指出，二十世紀是一個爭奪空間的世紀。這不是一個預言，是一個對時代的洞悉。接下來的數十年，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前仆後繼，將空間爭奪視作各種衝突的根源。這裡說的空間爭奪，與其說是指物業產業的使用權，毋寧是指涉有關空間的用途。在過去周日，便進行了兩場空間爭奪戰。
一場，發生在銅鑼灣鬧市區，一群對大陸遊客反感、曾經發起驅蝗行動的市民，連續兩周進行愛國買國貨唱紅打黑活動，表面上是鼓勵遊客愛國便買國貨，體現言行一致的完整人格。但實際上，是在以曲線手法來驅蝗。由於相關人士表現手法乖張，加上唱紅歌喊打倒資本主義，使得這個原本充溢消費主義特色的空間，一時間換成了以資本主義作為反諷對象的空間，儘管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但起碼是改變了其原來的空間的使用模式和別人對它的想像。
另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是在海洋公園前的派傳單活動。在香港，海洋公園擁有很多特權，其中一項是以「私人地方」為名，不允許動物保護或其他團體在門前派傳單，遑論示威。而更有趣的是，這項特權還被園方和相關保安人員以至警察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擴大，以為只要從大門放眼看過去，盡是應許之地，異議聲音必須絶跡。於是，當周日保護海洋生物團體「䐁聚一家」數位成員及義工前往派發傳單時，便被警察丶保安及海洋公園公關重重包圍，如臨大敵；儘管那是公共空間，卻極少受到挑戰。可以說，這次挑戰，已經超出園方及警察對這片空間的想像。不同意見者，再一次衝擊主流權力者對空間的定義。
當城市化和全球化發展愈急速，有關空間的爭奪愈更激烈，誰能夠取得空間的詮釋權，誰更能在這空間取得更大的權力。
《香港評說》 謝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