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屍殺列車》上映已久，朋友找到網上資源，下載完畢邀我一同觀看。老實說，我本已對這類院線電影不抱任何期望，但萬萬沒想到這部片竟然差到令人髮指的地步，終究錯估了商業電影的道德下限。全片看下來真的想哭，不是被劇情觸動，而是為這時代瓦釜雷鳴感到可悲。
且不論乏味的場面調度與孱弱的社會批判是電影工業製品的必備，《屍殺列車》的敘事是惡的典型，理由有二：
一
「人類最終有可能從喪屍群中『生存』下來並免於無意義的死亡」，電影的這一描述呈現出虛假的事態，也是大多數喪屍片的通病。以本片為例，最重要的概念一開始就在敘事中遭到了偷換：「被喪屍咬到」、「感染病毒」、「屍變」被等同於「死」。影片得以一次次在視覺上調動起觀眾對於身故的恐懼（而非對於異種生物的厭惡），又頻頻用角色逃過一劫這種權宜的戲劇性方式使之歸於和緩，如此反覆消費人們的貪生怕死。
在同樣消費恐懼的鬼片中，鬼魂作為死者向生者的顯現而徘徊世間，但形態各異，行事也五花八門，因此其符號作用未能確定。而喪屍的動機要簡單有力得多。作為活死人的喪屍既不像連環殺手將人屠之後快，也不像《侏羅紀公園》中的恐龍將人吞食。毋寧說，喪屍為之瘋狂的事僅有一件：將人類全體納入自身。對於那些成年人，喪屍們咆哮道：「Behold, the man has become as one of us.」然而喪屍拼命追咬，不是為了將人類驅逐至死域，而是為了將句中象徵性的「as」徹底抹掉。
換言之，至少在本片的喪屍一方，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同本義的「殺」的要素。相比於內地的「釜山行」和台灣的「屍速列車」，譯名「屍殺列車」意在符合「廝殺」（「互相」「搏鬥」）的讀音，從而使得敲定者過於急切地暴露了自身的意識形態鈍感。
通過將秘而不宣的死亡體驗——或者說「非體驗」——轉化為屍變的廉價在手景觀，影片將生與死、人性與獸性的對立錯位地雜糅在一起，以便用未被異類生命體感染的舒坦來鞏固因具有人性、人之生命而佔據高位的人類中心幻覺。但實際上會傳染的惟有疾病與觀念，兩者各有其人為構建的面向。死亡則不同，即使能夠傳染，這一「傳染」也早已發生在每個人出生之前。Memento mori，記住你將死。去世是不可讓渡的、最切己的可能性，無論如何享受電影的麻醉，我們必定孤身赴死。
二
在電影敘事中展開的符號運作已文化無意識地落入與張藝謀《金陵十三釵》完全相同的邏輯，持續推動著在人的生命領域中的劃界之舉。這一點只消將兩部片的對應形象列舉出來便一清二楚：自私自利又陡然轉變的父、禽獸不如的入侵者（喪屍、日軍）、不諳世事的少女、為保護少女之故無可避免的犧牲者（乘客、妓女）。受到威脅的角色是生是死並未能成為電影的關切，其關鍵僅在於絕不能讓未被資本象徵性「強暴」的純真之人被肉身性「強暴」。
顯而易見，鄭有美的角色若不是有孕在身，早就不知被咬多少回了。這還不夠，影片為了推演出事先假定的結論，強制犧牲在影片符號體系中本可繼續生活之人：《金陵十三釵》中男扮女裝而就義的少年，《屍殺列車》中被噬卻在玻璃門一側木然而立的善良老婦，兩者如出一轍。而萬念俱灰作出「葉文潔式壯舉」的婦人之妹，在打開車廂門懲罰道德盡喪者之際，也難逃漢奸的悲慘下場。
人的形象一旦固化便可挪用，浪子回頭也於事無補，必將從鑽營偷生的「他」變為跌落火車的「牠」，反過來為如前所述的虛偽主旨服務。片末歌謠唱起，所謂「人性之光」閃亮的時刻，正是圖窮匕見的時刻。將孩童、女性他者化為抽象的「希望」以及「希望」的載體，終歸是以人性之名行壓迫之實，為歧視及區別對待大開方便之門。
總而言之，故事表層脈絡若有不通順之處，必定是受到了意識形態的擾動。就故事是否真實可信、角色所為是偉大還是愚蠢所作的討論實在太不得要領，至關重要的是，為什麼要虛構出這樣的創傷性事件，或者即便它已見於歷史和其他再現形式，電影又憑什麼可以改編？這個故事為何能以電影的形式出現在觀眾的視野之中？我們安於花錢買感動，心滿意足地走出影院，殊不知正是在外部場所，影片的邏輯才真正開始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