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曾經採訪「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教授,那時,他還擔任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該中心與大陸一些大學有研究合作計劃,經常要到各地城鄉做訪談調查。可見陳健民與大陸官方的關係也不會太差。記得那次就五區總辭及公投去訪問他,那時,他對公投非常有保留,因此往往被走得前一點的人批評「太保守」。然而,看看今天,陳健民走到最前,站在寫上「抗命」兩個大字的台前,高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當然,這並不是喊喊口號那麼簡單,那是要受牢獄之苦的。到底,是什麼,讓這位本來非常溫和的學者,走到那麼前呢?
除了陳健民,在人大就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作出表決之後,共有54名學者也馬上草擬了聲明,並在8月31日的晚會上宣讀。值得注意的是,在54名學者裡,當中部分人的政治立場與「佔中三子」有點不同,也可以說是相對溫和,像提出了「溫和方案」的方志恆、張達明,以及向來十分溫和的呂大樂、周保松等。當中部分學者曾經提出不含「公民提名」的方案,而被部分人士批評為「保守」,但這些學者萬萬想不到,北京不僅沒有接納他們的意見,而且推出了一個讓他們非常失望的方案,迫使他們也要走出來表達不滿。
在法文的世界裡,有一個字叫 “engagement”,即「介入」之意。在「六八學運」期間,常常用來形容學者介入社運的行為,最著名的,是法國哲學界的大師沙特和西蒙波娃。當年,他們帶領著學生向戴高樂政府叫陣。而香港的學者,卻常常被批評躲在象牙塔裡,缺乏“engagement”。而這一次,在社運中,終於看到較多學者走出來。是什麼原因,讓這群被認為關在象牙塔埋頭研究的學者,走到運動的前線?為政者,應該要想想了。
《社會議題》/謝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