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在《理性生活》一書寫道：「無法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他所指的「銘記」，不是個人回憶，而是人類的經驗和知識的累積寶庫，那是人類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元素。我們不可能把多年來在報章、廣播傳媒和網站所看的內容全都變成記憶；我們需要的，是讓這些資訊自由流通，讓人可以索閱，如此一來，人類才可作出更明智的決定，社會才會更美好。若政府、立法機關、法院和選民只放眼目前，無法回顧過的決策，這代表我們將不能從過去錯誤中學習，無法記取前車之鑑，勢必重蹈覆轍。　＂

 ──香港記者協會《二零一六年言論自由年報》pp.22

資訊開放，正是社會邁向上述圖象的要素，民間爭取《資訊自由法》多年，香港記者協會早已要求政府為資訊自由立法，以取代港英政府1995年制訂的《公開資料守則》。然而這項要求不得要領之餘，《守則》既非像法律般可強制執行，且有越收越緊的情況，而隨著2000年後向申訴專員投訴有關執行《守則》的數字持續上升，申訴專員2010年發表報告，強烈批評政府落實《公開資料守則》的情況。

以記者協會為主的民間團體不斷爭取訂立《資訊自由法》，但獨存《資訊自由法》，不足以保證政府的開放程度。《檔案法》，已是公眾獲取政府資訊的另一項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學術界已無異議的認為，《檔案法》與《資訊自由法》必須合璧，在推動政府持續開放上，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一旦政府記錄被銷毀，資訊自由法將會沒有實質意義。

《檔案法》內容的重點，包括規定政府按例保存內部資料，像政策討論的會議紀錄、相關文件、招標文件和顧問報告等，在大多數的已發展國家，這些文件會在數以十年計的規定時間後讓公眾查閱，設若這些文件已經不再存在，市民便無從查閱。

非常的個案，經常廣受各方揶揄：港府2011年10月將政府總部搬往添馬艦之前半年內，便銷毀了1181.7米高的檔案記錄，這相當於中環最高的大廈－國際金融中心二期高度的3倍。更糟的是，政府檔案處處長在2012年下半年批核再銷毀23189米高的文件，相當於國金二期高度的55倍。

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早已為訂立《檔案法》戮力以赴，2007年與退休法官王式英和其他學者成立「檔案行動組」，於2010年完成《公共檔案條例草案》，並向政府提交，翌年時任立法會議員何秀蘭亦就訂立檔案法提出動議辯論，惟遭否決。

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13年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研究訂立《檔案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回覆則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正就海外的相關制度及法律，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以考慮應否和如何採取措施改進現時的公開資料制度。

法改會宣稱正比較海外相關法律對於法律改革委員會正作研究，但朱福強的行動組認為只是政府拖延，該組未有放棄，2016年立法會競選期間接觸不同黨派，朱福強指大部分都支持有關立法，他亦考慮與候任議員研究，以私人草案「硬推」，讓政府可進一步討論。

在這背景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陳淑莊和郭榮鑑2017年5月下旬聯同朱福強和王式英，宣布聯合以私人條例草案方式，提交《公共檔案條例草案》，內容包括開立檔案、專業管理和貯存、鑑定、存廢及移交和公眾查閱權利等，敦促當時的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勿以法改會正進行研究，拖延立法。

上載聲頻：《檔案法》的重要性。取自香港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