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自：大公網
日期：2015-05-19
六
我不知道爸媽是怎樣收到弟弟在學校裡被捕的消息，也記不清是誰通知我。那是一九六 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學校在暑假後剛開課不到一個月。我只記得那天傍晚我回到家裡時，爸媽都不在家。我一進門便見到四伯父在廳子裡對着我的妹妹訓話，妹妹在不停地哭。我立即叫妹妹返回我們的房間，把房門關上。
爸在中總這家「左派機構」工作。作為中總的僱員，他在家裡長期訂了一份《文匯報》，並且不時有《人民畫報》一類的刊物帶回家。此外，每有來自內地的電影或文藝表演，爸都會拿到入場券，讓我們去看。這些「左派宣傳」對我們兄妹有多大影響，很難準確評估。不過我們絕不是只接受左派宣傳的「洗腦」；要說「洗腦」，我們每天看到和聽到的，大部分倒是反共的東西：家裡的長輩，除了我們爸媽之外，都不會為共產黨說半句好話；我們在學校裡的老師，多數是反共的，其中有的幾乎每天都在學生面前罵共產黨；我們家裡不只有一份《文匯報》，同時也有反共報紙。
爸很少和我們談政治。他和媽都和上一代很多人一樣，害怕政治。他們最關心的，是我們要用功讀書，不要學壞。我們三兄妹的「左派思想」，其實都是分別從外面得來的，或者可說是時代的產物。爸知道我和一些「左派人士」交朋友，思想愈來愈「左傾」，可能有點擔心，但他從沒阻撓或者反對。我想他和我一樣，覺得那些 「左派人士」都很正派，我跟着他們不會學壞。
一九六七年，由工潮演變成香港整個左派陣營參與的「反英抗暴鬥爭」，愈來愈激烈。到五月，大規模的反英示威遊行幾乎天天發生，並經常導致暴力衝突。防暴警察多次向示威人群放催淚彈，很多人被打和被捕。有一天，我在中環遇上示威遊行，我走到遊行隊裡，跟着其他人一起喊口號。那天晚上，爸回家時神色凝重地把我拉到房間裡，拿出一份英文晚報給我看。報紙的頭版刊登了一張很大的當天示威的照片，清楚地看到我在其中。
爸擔憂地問：「你知道給記者拍了照片嗎？」他從來沒想到我會參加街上的示威行動。
「反英抗暴鬥爭」將怎樣發展，我們不知道，但爸肯定不希望我們做出任何會影響我們個人前途的事。我已忘了那天晚上我怎樣對爸說，大概是承諾我會盡量小心吧。想不到最先出事的是弟弟。
七
曾子被捕挺身而出
在家裡，弟弟從來比我乖。我生性好辯，跟長輩駁起嘴來經常不知分寸，被斥不懂禮貌。我個子矮小，但和其他孩子打起架來卻可以很兇，令他們的家長很不高興。我自十多歲開始便和幾個伯父合不來，跟四伯父的關係尤其惡劣。弟弟沒有這些問題。他很少跟人吵嘴，更不會動手打架。從家裡到學校，弟弟的人緣比我好得多。我們開始關心政治之後，弟弟的表現十分平靜，很少像我一樣跟意見不合的人爭論得臉紅耳赤。總的來說，弟弟為人平和忍讓，從不會因情緒衝動而做出魯莽的事。所以，弟弟被拘捕，爸媽和很多認識我們的人都十分意外。他犯了什麼事呢？在學校裡，在上學的時間（不是擅闖校園）、下課的時候（不是違規曠課），向同學們派發傳單（不涉暴力欺詐）。因這樣的行為被拘捕判刑，在今天看來是匪夷所思，不管傳單上是什麼內容。但當時香港是在非常狀態，校長一見有人派單張便報警，警察一到便拉人，拉了人便檢控。法庭審理弟弟的案件時，爸要上庭作證。他面對很困難的選擇：為弟弟認錯求情，爭取輕判， 還是支持弟弟的作為，在庭上譴責港英當局，不管弟弟可能被重判，多受牢獄之苦？
爸大概掙扎了很久。結果，他在法官面前戰戰兢兢的只說了一句話：「我兒子做的事是對的。」這句話，惹來法官一頓痛斥，弟弟被重判兩年刑期，還要被某些報紙譏諷辱罵一番。但這句話，在我們一家人裡成為新的凝聚力，讓弟弟挺起胸膛面對牢獄的磨練。
弟弟被捕後不到一個半月，妹妹遭到同樣的命運：在學校裡和其他十三個同學一起被警察拘捕。她們為了一個被校方停課的同學，集體與校方理論，被校方召警拉人，我妹妹被判囚一個月。
八
照亮家庭 默默守護
弟弟的被捕，令熟悉我們一家的人（包括幾乎所有住在學士台的街坊，因為我們在那裡住了十七年）感到驚訝，有些人還對我們有點同情；妹妹接着被捕，卻令所有人都相信我們一家是搗亂分子，對我們「另眼相看」。用媽以前的說法，他們都把我們當作患了麻風一樣。爸要如常上班，我如常上課，留下媽一人，只能躲在房間裡哭。不得已要到市場買菜，便要抵受四周敵意的目光和毫不掩飾的閒言閒語。
「把我們當作患了麻風」的，不僅是西環的街坊。我原來有幾個補習學生，他們的家長都通知我不用繼續了，其中包括爸的一個認識了多年、經常來往的好朋友。這位世伯本來對我也很好，他很清楚我的左傾思想，但仍很喜歡找我聊天。他的兒子讀書很不錯，要準備升學，所以決定找我替他補習。剛說好什麼時候開始，我家就出事了。世伯通知我爸，補習暫不用了。連最好的朋友也掉頭而去，爸告訴我時，難掩傷感、失落。
老朋友、舊相識忽成陌路，新朋友卻紛至沓來。
弟妹先後被捕之後，很多我們原來不認識的左派人士來找我們，給爸媽和我送來慰問、關懷和鼓勵。他們見我媽獨留家中容易發愁，便介紹她到中業中學小學部當教師。媽雖是當了二十多年家庭主婦，但她的文化水平本來不錯，從監督我們兄妹讀書中，大概也積累了一點教學經驗，到學校工作，還算勝任愉快。
爸決定搬家，從我們熟悉的西環遷到北角，避開舊街坊，來到新環境，開始新生活。弟弟出獄後獲《大公報》聘用，妹妹投身愛國文化事業，後轉到《文匯報》任記者，我離開大學後到了培僑中學當教師。
於是一家五口都任職愛國機構，成為不折不扣的紅色家庭。
這不是我們小時候爸爸的願望，但他從沒有埋怨我們令他失望，沒有拿我們和一些憑學業成績出人頭地的成功人士來攀比。一家人活得開心，爸似乎就心滿意足。每當他聽到學校或報館稱讚我們三兄妹的工作表現時，他就像以往拿到我們的考試成績表時那樣高興。
如果不是香港回歸，我和弟妹很可能和爸一樣，各自在愛國機構的崗位上工作至退休，過着並不富裕但也安穩的生活。
九
經歷過政治風暴給我們一家帶來的衝擊，爸晚年的心願，應是希望我們脫離塵網，像我們很多同輩一樣平靜地過着與世無爭的生活，讓他不用再擔心突然有災禍降臨在我們頭上。然而，命運卻不肯讓他釋懷，要他活到最後一刻仍為我們擔憂。
正如我到培僑中學工作事前並沒有和爸商量，我組織政治團體、參加議會選舉，也是做了之後他才知道。一九九二年，培僑中學剛成為直接資助學校，教師工資終於可以跟津貼學校看齊；我作為校長，收入足以維持相當舒適愜意的生活。我偏不安於份，去當了民建聯的主席，成為經常見報的爭議人物。爸這時大概也料到，我在學 校裡做校長那份工作，不可能做到退休了。他或會替我擔心，但他沒對我說什麼，只是默默地留意我做的一切。
爸是我最忠實的「粉 絲」。我發表的每一篇文章，接受的每一次採訪，出席的每一個電台或電視節目，以及傳媒有關我的每一段報道，他都不會錯過。他十分在意人們對我的評論，聽到對我肯定的評價，他會滿心歡喜；遇有負面的批評，不管批評者是誰，有理沒理，爸一定為我不服氣。他很少跟批評者理論，卻會滿臉不屑地給我覆述某某人的話， 為我抱不平。
我獲得的每一項成就，遇到的每一宗挫折，爸的感受可能比我更強烈。我的地區辦事處開幕，不經意跟他說了，他一早便興高采烈地來到參觀。我輸了選舉、我因民建聯選舉失利而鞠躬下台，他比我更加失望難過。爸不在之後，我才愈來愈感到內疚；爸對我的表現，對我成敗得失的感受，我一直麻木不仁，沒有給放在心上。
記不清從哪時開始，爸和我養成了每天早上一起飲茶的習慣。我們不同住；我很早起床，爸比我更早，我們上班前便在茶樓相聚。我們很少談話；我對着爸靜坐那半個小時，就有「寵辱皆忘，其喜洋洋」的感覺；而爸看着我悠閒地喝茶、吃點心，似乎也很滿足。每天結帳都是由爸付鈔，我從不會和他爭。我對朋友說，很慚愧，幾十歲了，飲茶還要爸結帳。朋友說，不用介意，你肯陪爸飲茶，他已很高興。聽他這樣說，我更感歉疚。
十
勤勞一生為家牽情大約二零零零年左右，媽開始有腦退化症的徵兆。起初，當我們看到媽記錯事、認錯人、說錯話、反應遲鈍時，都不大以為意，還拿她的失常表現來取笑。後來情況漸見嚴重，爸告訴我們媽在家裡做出的一些危險行為（例如有一次她煮飯時把電飯煲放到火爐上燒），我們才開始擔心。爸獨力承擔照顧媽的責任。家裡只有他們倆，沒請傭人；爸從不會對我們說他應付不來，我們既沒有充分了解爸的困難，也就未有認真研究可以協助做些什麼。我們從理論上明白，腦退化症病人自己未必感到難受，照顧她的親人是最難受；但我們沒有因此對爸給予關懷和支持，有時見他對媽發脾氣，更怪責他不夠耐性。直至爸走了，我們自己和媽相處，才驚覺爸先前所受的痛苦。爸知道自己患了重病，很可能要比媽早離世時，最令他恐懼的，不是死亡，而是他走後媽怎活下去。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深水埗一個屋邨出席居民活動的時候，收到爸打來的電話，說他很辛苦，想到醫院去。我把主持活動的工作交給夥伴，駕車到爸的家，把他送進醫院。當晚，我和弟弟見到爸樣子很辛苦，便守在他的床邊，不敢離開。過了晚上十一時，爸堅持要我們回家睡覺，說：「你們留在這裡也沒用。」我們見醫生說他暫時沒有危險，便各自回家了。翌日清晨，醫院的電話來了。我們趕到醫院，爸已在昏迷狀態。護士告訴我，爸剛才還在喊着我的名字， 但我們已再聽不到他說話了。
辦完了所有手續，醫院通知我去領爸的遺體。學校裡一位職員陪我去，她看見爸的遺容，即衝口而出：「他還有話要說。」
是的，爸還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事情放不下。放不下媽媽，怕她沒人照顧，在家裡出事。放不下我和弟弟，怕我們做的事人們不喜歡，我們要捱罵捱批。放不下妹妹，放不下孫女兒。還有放不下那許多他藏在心裡沒有跟我們說的事。他牽掛的太多，來不及一一囑咐我們，便匆匆走了。
爸在時，我經常在夢中見到他。他走後，這十年裡我竟然一次也沒有再在夢裡和他相見。這也許倒好，要是見了，恐怕我仍是不懂對他說些什麼，可以表達我對他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