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議題/謝曦】在一個電台節目上，中原地產前主席施永青在評論到目前香港的佔領運動時指出，當前佔領運動危險之處在於，組織者及參加者想改變行之多年的「社會契約」。他又以「大廈公契(公寓共同契約)」來比喻人大有關2017年選舉特首的決議，指出「公契」一旦簽訂了，怎麼可能隨意更改。這種說法，表面上非常具有哲學性，但仔細想，學術理論及邏輯均非常有問題。
首先，何謂「社會契約」，大家最熟悉的，應是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撰寫的《社會契約論》。事實上，除了盧梭，提出「社會契約」概念的還有英國的霍布斯和洛克。 簡單來說，「社會契約」是指在某一特定時空下的社會裡，人們對於相互之間如何相處達成的規範。儘管三位哲學家對於「社會契約」的背景成因及構成，都有不同理解，但三人均認同「社會契約」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時代，儘管同一空間，它也會自我作出調整。因此，當有人指改變當前「社會契約」是危險的時候，也許沒有錯，但不代表不能改變。更何況，香港當前這套社會契約製造了一個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不公義社會。
再者，根據三位哲學家的論析，「社會契約」是凌駕於法律和其他規章的社會約定，因此，如果以「大廈公契」作比喻，指人大的決議不能修訂修改，理論上也是謬誤的。
以理論去探討人大決議是否能或是否該修改，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是一個政治現實的問題。政治現實，就要由政治現實去處理。只希望，雙方在處理過程中，能夠以和平不流血為最基本也是最大原則。經濟發展損失了，可以補回來，一旦流血事件發生，雙方怨恨更深，延禍數十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