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北京對港搞「經濟戰」才是大患
北京對香港的「經濟戰」不但令本地消費、旅遊市道雪上加霜，中長期更會削弱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因為跨國企業或以香港為地區總部的大企業都必須重新評估在香港經營的政經風險，擔心來自北京的不合理政治干預，甚至可能認為香港跟其他內地城市的風險差不多。這樣下來，跨國企業即使不大舉撤出也肯定考慮收縮規模，放慢投資。顯而易見，北京發動的「經濟戰」對香港的損害比「逆權運動」大得多也深遠得多。
《東方日報》
對牛彈琴講經濟 止暴必須除黑手
自京官明確要求社會各界勇於發聲止暴制亂後，港府高官隨即鸚鵡學舌；至於高官和商界大打經濟插水的悲情牌，講的雖然都是實情，但若沒有應對方法，沒有制亂之策，根本沒有意義。須知道，反對派掀起這場政治風暴，目的就是要搞垮經濟，摧毀香港，上街鬧事的示威者大都一無所有，他們就是要「攬炒」來逼港府就範，甚至認為這是幫社會重新洗牌、「光復香港」，香港愈墮落他們愈快樂。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同他們講經濟跟對牛彈琴有甚麼分別？
《明報》
美逼中國談「中導」 亞太地緣新博弈
美國在亞太區部署中導很可能只是虛晃一槍，主要目的是逼北京參與新中導談判，用條約來框限中方發展。對此，俄羅斯也態度曖昧，稱持開放態度。軍備控制不僅是軍事問題，也是政治和道義問題，中國即使理由充分，但是一味拒絕討論，最終可能變得被動。中國應該主動倡議，把新中導談判擴大到戰區軍控架構，將美國佔優的常規艦射巡航導彈、戰略轟炸機和遠程攻擊機等全部納入限制對象，在數量、位置和核子化方面都必須經受核查；而且締約國的全球平台和武器都應包括在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中美國的軟肋，或可打破其藉新中導條約單方面束縛中國的企圖。
《星島日報》
力增房屋供應 消減社會怨氣
林鄭月娥為她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展開諮詢，這將是「大亂」後的首份《施政報告》，需要紓緩社會怨氣，不能單靠「派糖」紓困，更需要展示「大治」的目標，積極解決民生問題，包括大刀闊斧去拓地建屋，加快改變現時樓價遠超個人置業合理能力的畸型現象，才能夠恢復社會對政府施政的信心，並讓青年重拾改善生活的希望。
《經濟日報》
經濟下行痛楚現 派止痛藥換時間
今次病源與之前危機不同，沙士是疫情衝擊所致，金融海嘯則是外圍經濟衝擊引致，今次源頭來自中美角力和本土政治危機，經濟下行壓力亦比之前更麻煩。……若港府不源頭落藥，問題難見曙光，即使對企業作出補貼或向市民派錢，效果不明顯。盡管如此，港府仍有需要這樣做，因大氣候既非港府可處理，而小氣候的長期問題牽涉社會深層次矛盾，非一時三刻可解決；當社會已開始感受到經濟急速惡化的痛楚，港府唯一可做的，是派糖或派錢，藉以止痛藥紓緩痛楚，爭取時間處理。
《信報》
印度廢除「一國兩制」有恃無恐
巴基斯坦的綜合國力及不上急速崛起的印度，冤家若要再次徹底翻枱，必須得到盟友美國或者中國鼎力支持。弔詭的卻是，這兩個地表最強的巨人盟友正在彼此吵架，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誰也未必有興趣為小兄弟分神助拳。更何況，美國總統特朗普主張自掃門前雪的「美國優先」，而中國埋首於交朋結友的「一帶一路」，同樣沒有必要跟印度過不去。對於北京而言，畢竟印度廢除「一國兩制」的範圍早已是自己的囊中物，只要莫迪的克什米爾政策不太損害阿克賽欽利益，犯不着與之撕破臉皮。莫迪順利在克什米爾成功落實「一國一制」的話，推動印度內政應更加如虎添翼。
《大公報》
請英國拿鏡子照照自己吧
現在的英國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英國脫歐成為一盤爛帳，糾纏三年至今未成，國內嚴重撕裂，且不說蘇格蘭存在濃厚的獨立思潮，好不容易才平息下來的北愛獨立火頭隨時再次燃起。一旦脫歐成真更是噩夢，英國淪為孤家寡人，更需要中國的投資及市場。英國人就是如此小雞肚腸，一方面強調與中國進入「十年黃金」關係，欲乘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另一方面又玩兩面三刀，噁心中國人的小動作不斷。
《文匯報》
以法律為準繩廓清是非 凝聚止暴制亂更強大民意
反修例的非法集會和暴力行為持續不斷，有參與者、部分市民乃至少數學者認為，這是政府沒有回應所謂五大訴求的結果，因為政府漠視民意，既然和平的方式無效，市民唯有用暴力表達不滿，要怪只能怪政府，也就是示威者叫得最響的口號：「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這些似是而非、強詞奪理的論調，不過是把違法暴力行為合法化、合理化。對於所謂五大訴求，政府已經多次作出回應，並一一清楚解釋原因。……因為政府不能滿足所謂五大訴求，就用暴力逼政府「跪低」，這是可怕的暴力民主、霸權民主，重法治、愛和平的香港市民不會接受。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s school management must respect teachers
The initiative by the group to put in place better mechanisms to deal with staff grievances and stress at its schools is a right response. But the follow-up actions must not be confined to the group. The workload of Hong Kong teachers is notoriously heavy under our pressure-cooker education system. This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high degree of freedom given to school management. It would do well for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other schools to study the recommendations carefully and adjust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s as appropri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