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中共對全球民眾搞「二度傷害」
假若因政治理由特別是北京的反對而令台灣代表望門興嘆，意味各國代表不能有效跟台灣方面交流，難以掌握台灣在抗疫的成功要訣，這對全球70億民眾來說肯定有害無益，並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人命損失。
可笑的是，北京在這個重要關口仍只懂老調重彈，繼續讓政治考慮凌駕公眾衞生及人類生命因素，批評台灣政府因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及不承認「九二共識」，才令台灣參加世衞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存在。但正如不少公共衞生專家及民間團體所言，世衞及世界衞生大會處理的是民眾健康這樣的民生事務，不應跟政治爭議掛鈎，更不該把甚麼「九二共識」變成審查國家及地區是否能參與世衞大會的標準，因為病毒是不問國界、貧富及政治立場的，只要有空隙有漏洞，它們就會乘虛而入，戕害千百萬人的生命。
《東方日報》
文娛設施續重開 恐成播毒風險口
偏偏康文署至今沒有意識要對圖書徹底消毒，館內提供的紫外線除菌機的消毒效果更是差強人意，效用連消毒濕紙巾也不如。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卻在此時明言，今日起重開康文署轄下室內收費體育場館的更衣和淋浴設施，而所有地區圖書館、室內泳池及舞蹈室亦會陸續重開。在這樣的情況下，設施重開會否成為疫情再次爆發的風險口，不能不令人擔心。
《明報》
港交所易帥策略不變 邁向國際化內外遇阻
無論是港交所還是香港，要成為中外資金融通之處，還要看中央政府取態和全球政經關係變化。話雖如此，港交所仍有可以自行努力的地方。那個4層的同心圓，除了股票之外，外面3層的發展在過去10年乏善足陳。8年前收購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跟港交所的協同效應近乎零，債券交易在港交所亦無進展。新管理層應該拋開等內地開綠燈、藉內地資金來發展股票以外業務的思維，即使內地遲遲不開綠燈，怎樣令債券、商品、外匯等產品在港交所落地生根，是刻下港交所要策劃的事，不容再等。
《經濟日報》
防疫可放可收 中韓示範果斷手段
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強調，防疫策略需張弛有道，只能分階段放寬措施，有需要時或再收緊，但港府卻始終沒提出任何具體指引，究竟是新個案到了甚麼水平？抑或發生社區爆發，才再收緊措施？港府須有清晰指引，讓業界知道疫下復業需符合甚麼準則，一旦疫情再起，在甚麼情況下需停業，做好經營時斷時續的準備，才不會埋怨政府政策反覆。
《信報》
警民重建互信 得靠秉公執法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去年七月主動成立專案小組，審視警方在反修例風波中的行動，原定今年二月公布首階段報告，不過由於有人提請司法覆核而延誤，興訟者聲稱監警會越權。相關官司較早前在高等法院判決，法官裁定監警會就社會騷亂做的「研究」（Study）並沒有超出條例的權限。監警會主席梁定邦估計，最快五月底可以公布整份報告。
對於監警會的權力問題，外界眾說紛紜，姑勿論如何，監警會報告將是一次機會讓大家見到社會騷亂的來龍去脈。報告怎樣着墨暫時未知，但值得期待的是警方秉公處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唯有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才是與市民重建互信之道。
《大公報》
黑暴不除，下一個被燒的可能是你！
行兇傷害李伯的是幾個年輕人，但問題的根源絕不只是這幾個年輕疑犯。反對派政客梁家傑曾稱「有時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楊岳橋高調地叫喊「有案底令人生更精彩」……正是由於縱暴政客對暴力的美化、對罪惡的包庇、對事實的歪曲，香港社會至今仍無法告別黑暴破壞。從去年十一月至今，大大小小的暴力事件成百上千宗，更發生諸如兩間大學校園內的大規模暴力事件。疫情最嚴重之時，黑衣暴徒依然囂張，而即便是昨日的「母親節」，本該是一家人吃餐「安樂茶飯」之時，但在暴徒全港「和你sing」之下，「安樂」根本就是侈談，母親們又如何能寬得了心？
《文匯報》
保安盡責守立會 不容「起底」恐嚇
立法會是議政場所，不能以武力解決問題，攬炒派政客長期以極端手法表達意見，動輒以武力及肢體作衝擊，把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堂變成「戰場」，不文明、不負責。立法會保安專業克制執行職務，對防止令立法會出現嚴重違規甚至暴力事件，擔負着不小責任。暴力充斥立法會，令保安身體和精神承受巨大壓力，針對立法會保安的「起底」惡行，更是對他們的進一步傷害，絕對不能容忍。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pand partnership in health care sector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concept originated in past proposals for reform of health care financing and service delivery. It envisaged the private sector taking a bigger part in integrated primary and preventive health care and freeing up the public system to focus more on major surgical and medical cases and services for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Though they are limited, instances of greater cooperation have made a difference. They include electronic health-record sharing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at enables more time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reduces duplication of te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