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爭取外援 團結手足 繼續抗爭
港人其實很明白遠水不能救近火，知道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有本身的打算及政治考慮，即使通過了《人權法》也未必能及時採取行動阻止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執行上還可能因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將會打折扣。但只要有更多國家通過支持港人自由的法案，只要有更多國家關注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否貫徹，北京及特區政府將面對巨大政治壓力，令他們不致輕舉妄動。
《東方日報》
黑暴半周年 檢控續拖延
特區之敗，由官邪也。香港的墮落，律政司司長肯定是最大罪人，一眾高官同樣難辭其咎。這場反修例黑暴就像照妖鏡，照出高官的軟弱無能，照出高官的崇洋媚外，也照出他們到底效忠誰。人們但見暴亂爆發至今，有的高官不作為，有的高官甚至對暴徒寄以同情，從食環署拒絕清理連儂牆，到路政署拒絕清理暴徒設下的路障，已可見一斑。再說，香港自殖民地時代便講求公務員政治中立，但回歸後走樣變形，連月來既有公務員集會反政府，甚至有消防員淪為暴徒，惟特首和政務司司長皆對這些亂象無動於衷，遑論作出懲處。有人質疑港府高官「身在漢營心在曹」，暗裏配合外部勢力奪權，樂見香港一片混亂，不可謂沒有道理。
《明報》
長三角再後發先至 大灣區宜急起直追
珠三角的一體化規劃，缺乏這種從需要而產生合作機制，也缺乏將競爭因素轉化成合作因素的合作精神。然而，中央政府的行政政策是可以起到協調作用的，無論是從扶持珠三角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還是從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角度出發，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對於珠三角和香港都是一支強心針，香港的國際聯繫，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對於珠三角的發展，是一個可資利用的元素，而珠三角所提供的市場與生產的腹地，對香港則是如虎添翼，然而，這些能夠互惠互利的因素，目前都還在設想當中。
《星島日報》
暴力停不了 當局要打「持久戰」
暴力分子之所以仍蠢蠢欲動，乃因其背後仍維持一股驅動力。反修例風暴爆發後，暴力分子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泛民和港內外政治組織利用此亂局拿到好處，故意不與其割席，甚至表示「器重」和「感激」。由於大受抬舉，令暴力分子覺得是他們的行動成功逼使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加上外國政客和傳媒對其大肆英雄化，例如《彭博商業周刊》就把「香港抗爭者‧前線戰士」列入全球五十大最具影響力人物，本已沉醉在暴力亢奮的抗爭者自然更感飄飄然，不願收手。
《經濟日報》
內地經濟續減速 就業才最關鍵
中美貿談能否趕及在12月15日死綫前達成協議，是環球最關注議題，亦左右內地明年經濟能否有較好開局。中國經濟在內外夾擊下，除今年第四季經濟增長很可能跌破6%外，有國際投行估計明年全年亦可能保不了6。然而，內地經濟界爭論的已不止短期經濟表現，而是中期即未來10年會否進入「保4爭5」年代，即2020至2030年平均經濟增速不超過5%，更要擔心能否保持在4%以上。
《信報》
難得示威復現和平 特首把握機會對話
社會各界不斷敦促，我們也屢次呼籲，政府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才有望解開這個愈陷愈惡性循環的死結，否則暴力只會導致更多的暴力。卻奈何，林鄭僅在十一月下旬區議會選舉後宣稱，設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仿效二○一一年倫敦騷亂後英國政府的做法，即是聚焦於街頭騷亂造成的破壞與傷害等等。光是檢討，而非握有必要權力的調查，能夠有效撫平史無前例的社會撕裂嗎？答案顯而易見是否定的，莫說反修例的示威者與贏得區選八成半議席的民主派不收貨，連建制派政團相信亦不滿意。尤其可圈可點的是，民建聯議員蔣麗芸上周四在立法會強調，應讓有法定權力的委員會調查這場反修例風波，以還警方清白。
《大公報》
暴亂將香港推向“國際恐怖主義中心”
香港由動感之都淪為動亂之城，是他們“爭取”的；美國推出制裁香港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他們“爭取”的；香港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是他們“爭取”的；市民失去返工、返學、免於恐怖的自由，是他們“爭取”的；大量公共設施及私有財產被“裝修”，大量市民被“私了”，也是他們“爭取”的……
《文匯報》
只有止暴制亂 才能剷除本土恐怖主義土壤
本土恐怖主義嚴重威脅香港人權自由、港人生命安全、香港穩定繁榮。警方首次檢獲致命槍械發出清晰、嚴重警號：本土恐怖主義不再是危言聳聽，亦不是縱暴派口中的什麽陰謀論，而是已經走向行動階段的現實危險。面對本土恐怖主義的扎根、蔓延的苗頭，任何漠視不顧、心存僥倖，都是對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城市穩定繁榮的極大傷害。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ct now before city falls further behind
Hong Kong often ranks at the top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lists, but that did not factor into the views of the 65 of the 130 local entrepreneurs surveyed who believed opportunities were being missed. A localised mindset, reluctance to use new technology in products and shortage of stable cash factored into the city’s start-ups being perceived as lagging behind those on the mainland, particularly Shenzhen and Guangzhou. Other concerns were high costs and a lack of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upply channels, while government support was seen as being slow and ineffic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