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議題/謝曦】佔中運動前夕，一種有關民主政治或公民抗命要件的說法在流傳，想清楚，這種說法非常荒謬，但當面對佔中發起者的論述時，似乎又合適。
這種說法指，目前佔中發起人提出的公民抗命並不適合用在香港，因為從人類歷史來看，公民抗命的提出，主要是針對殖民統治、性別及種族的歧視，比如印度甘地的反殖民公民抗命，以及美國馬丁路德金的反種族歧視等，才會出現合理及可被接受的公民抗命運動。但在香港，沒有殖民、種族，甚至性別上的政治歧視問題，因此公民抗命不具合理性。提出這種說法的人，也許是缺乏了政治經濟的理論素養，在香港的政治參與中，當然有歧視，這種歧視非關種族性別，而在於階級，一個在歐洲十九世紀已經提出來了的社會矛盾。
觀看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版圖，非常清楚，權貴及經濟既得利益者擁有最多的政治參與權及政策影響力。這不僅從一千二百人小圈子中商界代表的議席可以看出，亦可以從很多界別只以公司票而非員工一人一票，即只有老闆才有投票權來說明。更不用說，日前前特首董建華率領一行七十多人的鑽石工商界代表北上，這些人如此地接近權力核心，其政治影響力，不必言語了。然而，為什麼有人會對香港的公民抗命提出這種質疑呢？這與佔中運動中未能突顯階級矛盾及歧視有關。
兩年來，有關佔中論述中，主要強調一個「不公義的選舉制度」，但卻未能提出一個理想社會藍圖，即未能將運動與改善貧富懸殊及階級矛盾等問題勾連起來。結果，不僅有人提出以上古怪說法作質疑，更因未能將香港社會核心矛盾講得明白，使得整個佔中運動未能廣泛感動普羅基層市民。此種情況，支持和反對佔中雙方，均應再仔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