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一場壯烈的社會運動，一眾學生力爭中國的民主與自由；遠在南方的香港，大批市民冒著風雨，在中環遮打花園、天星碼頭聲援。
八九民運帶來讓人痛心疾首的結局，自此，每年維多利亞公園的集會都為受難者點亮燭光。走過三十年的時光，維園燈海又帶給香港人什麼啟示呢？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與「80後」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接受《新傳網》專訪分享個人看法。
梁天偉教授認為，內地政權未能做到「平反」，但佩服香港人的堅持⋯⋯
傳承「六四」精神 責任在於知道真相的人
「80後」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表示，對「六四」的認知來自父母和其他人的口述相傳。對於部份年輕人抱著「六四與我何干」這個想法，她認為年輕一代沒有經歷八九民運，自然缺乏深刻感覺；中間媒介如支聯會的角色便很重要，因為可以令新一代認識「六四」，從而反思社會問題。
「假設我喺一張白紙咁，冇讀書冇讀歷史，我唔會無啦啦想知100年前香港發生咩事架嘛。」鄒幸彤認為很難忽然要求「90後」、「00後」去關心六四事件，這也是不現實的想法。反而那些對「六四」有深刻認識的人，更有責任傳承下一代。
鄒幸彤反對「關我哋事先去關心」這種社會風氣，因為在籌辦或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無形中幫助有需要的人，亦能夠凝聚社會力量，就像滾雪球一樣，當社運雪球愈滾愈大，才能連接更多人，社運自然有力量。
實際上，鄒幸彤非常擔心中港兩地的民主運動工作會後繼無人，直指現在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圈子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主因是不少參與民運的朋友都被內地當局帶走問話、施壓甚至拘捕，畢竟年輕人都憧憬花花世界，活在黃金歲月自然不甘冒險投身社運，這其實也是人性。
香港是民運的窗口
六四事件在某程度上，成為中國內地一件被「封印」的歷史，公開討論依然未成氣候。相反，在擁有較多言論自由的香港，鄒幸彤形容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窗口，「始終喺香港做到國內做唔到嘅野。」
鄒幸彤說：「我哋可以發聲嘅空間、機會，可以接觸到嘅資源、媒體又好，物質上嘅支援都好，都係大過國內做緊民主運動嘅朋友。」她指如果內地有社運人士被捕，消息無法傳遞出來，香港便是中轉站，將內地的民主運動訊息傳播到其他地方；相對來說，香港組織的資源和經驗，又能帶進內地，即使香港政治環境變差，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接軌平台。
「平反六四」的意義
「平反六四」這句口號在風雨搖曳三十年，有人認為不應放棄爭取，亦有人認為已淪為空談。鄒幸彤認為，「悼念六四」和「平反六四」的意義，遠遠不止當權者出來講一聲「平反」，反而更要爭取政府如實公開事件的真相和撫恤受難者，「我哋一直以來講平反，唔係習近平金口一開話平反六四，就等於平反。」
鄒幸彤建議，「要成件事攤開在陽光下公開咁講真相，挖所有資料出來，公佈當年所有文件，追究涉事者的責任。」她指出，「平反六四」最終意義在於令國家正視及尊重歷史，社會需要公開透明和公義。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預測，市民對六四事件相關的訴求將會淡化，加上香港始終是經濟掛帥，短期內還看中美貿易戰的情況，如果經濟惡化，香港將會首當其衝⋯⋯
記者：曾藹豪 吳慧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