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奪命書生
上個星期稍為有空，走到北角的二手書店找書。我想找的書已經出版了三次，最近一次在2015年，可惜的是，我走遍我認識的書店，仍是一無所獲。甚至神通廣大的淘寶，也只有數家店在賣，但我疑心重，不想豪擲數百元、購買一套我未曾拿上手把弄的書。最後，我幸運地找到同一作者的另一冊書，這本書討論的是魯迅的一篇古文，名為《破惡聲論》，它便成為我在上下班時的車上讀物。（詳見汪暉一書，《汪暉讀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
《破惡聲論》不太容易讀懂，據作者所講，它之所以是「古文」，而非「文言文」，是魯迅想以古代中國仍未被外族（蒙古、滿）統治的宋代，亦是漢人第一次失去統治權的時代，當時所用的漢族古文書寫，作為他反對宋代後，士大夫所壟斷、體制規範下的文言文的政治姿態。無論是魯迅的原文，或是作者分析的論點，都格外清新，呈現著一百多年後，現今的主旋律以外的聲音，簡直振聾發聵。當中有兩句，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朕歸於我」及「人各有己」。朕，除了解釋為「皇帝對自己的稱謂」，亦是一般人可用的「我」，更是強如帝王、天命所歸的「我」。為甚麼魯迅提倡如此複雜難明的思想？無非是要人有自主性的覺醒，讓我掌握自己，不受「偽士」或列強思想及歷史的擺佈。
在中文的語法中，並沒有如英文般條分縷析的規則。如上面提到的「朕」和「我」，是英文的「I」的意思，屬性是subjective pronoun，主格代名詞，用於主動式語句。相對而言，objective pronoun，受格代名詞的「我」，英文用「me」分別，而中文仍然用主格的「我」。「己」，就是reflexive pronoun，反身代名詞，即是一個人對自身的稱謂，英文是「self」。以下用「看鏡」的例子說明：
- 主格代名詞：I look in the mirror. 我看鏡子。
- 受格代名詞：She saw me looking in the mirror. 她見到我看鏡子。
- 反身代名詞：I look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我看著鏡中的自己。
主格的「我」，主動採取行動。受格的「我」，只是被他人觀察或影響的對象。反身的「自己」，就是我對自己的觀察或行動，即自己只能是我的對象。所以，魯迅想人掌握自我理解的能力，如此一來，我不會輕易接受「別人認定的我」，而是「清楚明白自己」，抗拒被有心人操控。
近年來，部分歐美地區的性別酷兒（genderqueer），正推動一場有關代名詞的反抗雙性霸權行動。他們（性別酷兒建議用「They」）不接受現今英文規範的、只限兩性的「he」或「she」，及其他相關代名詞。所以，他們有自己的「preferred pronoun」，「個人偏好的性別代詞」（詳見紐約時報中文網，Julie Scelfo的《美國大學開始認可“他”與“她”之外的性別》），無非想「朕歸於我」及「人各有己」。他們「對自己認定的身分」（“self” identified by them），竟要別人跟隨，並改變「別人認為的他們」（“them” suggested by others），使用一種已由當事人認可、不會冒犯的（offensive）的受格代名詞。
性別酷兒反對建立在固化的語言系統內的性別霸權，甚至改變語法、用字，我十分尊重。但是，他們的「不受別人或制度判斷只屬我的自己」的前提，竟無法普遍地運用在他人身上，無疑是以某規範標準，劃分「對」及「錯」，令話語權向性別酷兒傾斜，或造成新式性別霸權，而非平權。甚至令他們以外的人，不能「人各有己」，只可套用性別酷兒規範的代名詞，受盡逆向擺佈，不能自已。
馬太福音第九章第17節如是說：「…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性別酷兒的新酒，務求打破舊皮袋，但是，他們終歸要找到一個載體，保存自我。打破一個，取而代之自立一個，新酒新皮袋，另一邊廂，別人能用上他們的初衷，劃破性別酷兒的皮袋嗎？如此，徹底打破、甚至永久消滅規範/霸權，只淪為空話，全是因為「人各有己」。最後只有大熔爐，可以把所有人都承載起來。僅屬「我」的新皮袋，就只能存活於「自己」的世界，卻不能逃到外間、安然無恙的套在他人身上。
或許，打破、尋找「我」的命運，只會周而復始。我，怎可以安定？
（汪暉認為魯迅的《破惡聲論》「可以視為對於『甚麼是啟蒙？』這一問題的獨特回答」。「啟蒙」及「我」/「主體性」概念，在歐美的現代及後現代學派的辯論中，及本文內容，相互之間頗有值得深思之處。然而研究有限，不敢揠苗助長，期望日後能另文詳細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關啟文的《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若有指正或新觀點，望不吝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