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副校風波糾纏大半年，任命陳文敏最終被校委會否決。本科生代表馮敬恩事後公佈個別委員發言，踢爆校委荒謬的反對理據。有個別涉事校委不滿，親政府中人同樣群起攻之，連不見活躍的前中大哲學系教授李天命也撰寫打油詩諷刺馮敬恩。校委會主席發聲明譴責洩密，並指會考慮可能的懲處。
保密與透明的平衡，《校務委員會成員行為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 f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花了不少篇幅去說明，大意是指無論任何情況下，會內的討論都需要保密，以保障委員可以自由討論。話雖如此，有現任或前任校董會代表指出，《行為守則》參考了《諾蘭原則》（the Nolan Principles），其中一項正是「公開」（openness）。換言之，不能因為保密而犧牲公眾知情權。
保密的重要性在於保障委員的言論自由，不必因為擔心說話內容會被追究責任，但此處隱含一個前提，是委員的發言是合理。不負責任的言論，絕對不應受到保護，反而是應該受到批評。要知道，校務委員——不論根據《行為守則》還是梁智鴻主席的說法，是大學的信托人(trustee)，理應將大學的利益置於委任人的利益之前。但大半年來的副校風波，明顯見到不是如此。
最令人憂慮的，不是任命陳文敏被否決，也不是香港首席學府因為個別「知識分子」而沉淪，而是一些我們依賴已久的價值觀變得模糊。港大校委會涵蓋社會各界精英，絕不可能不明白甚麼是「合理」，甚麼是「公義」。兩者或許沒有絕對的定義，但肯定不會有雙重標準。最恐怖的不是「搬龍門」，而是「龍門」的定義竟然也可以討論，高等學府的管理層究竟如此反智，這才是真正「令人心寒」。（最諷刺的是，校委之一盧寵茂其實也曾稱「良心驅使」而不惜違犯協議，批評當時應徵校長的馬斐森）
保密不能凌駕一切，水門事件中的深喉，「正常人」也不會視他為賣國賊。英國政治小說《Yes, Minister》一書中，有一句名言：「《官方機密法》不是用來保護機密，而是用來保護官方。（Official Secrets Act is not to protect secrets but to protect officials.）」根據中大政政系高級講師蔡子強的說法，大多數情況下，保密都是不必要的。
有趣的是，假如馮敬恩真的因為今次whistle blowing而被逐出校委會。若果校委會日後需要投票的話，根據「等埋首副」的邏輯，需要等埋「本科生代表」嗎？
